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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的命理观又有何先进之处

七十三 八十四,阎王不叫自己去 易理详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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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关于”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的论述孟子的命理观又有何先进之处南怀瑾关于”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的论述

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这句话最早是在顾炎武得《日知录·正始》中提出的概念,背景是清军入关。原句是:“保国者,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;保天下者,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。”[1]

俗语 虎到中堂,家败人亡 ,有何含义 男人一定要重视起来

以八字成文的语型,出自梁启超。

意为国家之事的兴亡,保护国家不致被倾覆,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,与普通百姓无关;而天下大事的兴盛、灭亡,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据说曾经有位命理大师根据南怀瑾的生辰八字,推算以后得出一个结果,说是此人:“身无分文、富可敌国、手无金印、权倾天下”。说在南怀瑾身上有一股“王”气和“霸”气,但不是真正的王。实际上南怀瑾就是一位“王”,而且普通观念里的“王”对南公来讲还配不上,我们姑且称之为“素王”或者“空王”都不太过份。1918年,南怀瑾诞生于浙江温州乐清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,从孩提时起即接受严格的传统蒙馆教育。到十七岁时,南怀瑾除精研儒家四书五经外,涉猎已遍及诸子百家,兼及拳术剑道等多种,同时苦心研习文学历史、书法、诗词曲赋、医药卜算、天文历法诸学,每得其精髓而以为乐,从小就是位孜孜以求的好学青年。正应了《论语》里所说的“古之学者为己、今之学者为人”这句话,南怀瑾虽说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,但是自小其祖母、父辈们并没有要求这位“南门独子”将来能够显达一方或者富贵荣耀,相反其祖母还对其说:“读书可以,但不要做官”,其父更是要求很低,只要能够养活自己平安度过一生,即使不读书也可以。[26]

这些看似很平常的家教,对南怀瑾生平,一贯看淡名利与浮华,应该是起着积极的影响,使得后来南怀瑾在正处于“风华正茂书生意气、跃马边陲一呼百应”之时,却能幡然醒悟,此种能力非一般人所能及也。因此后来曾经有人,向南怀瑾提出应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时,南怀瑾回答的只有四个字“卓尔不群”其含义就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秉性和天赋进行“因材施教、因势利导”。[27]

南怀瑾作为一代大师,集“经论三大教、出入百家言”纵横古今、博融东西之学于一身,却连个像样的文凭也没有,更有甚者、曾经有许多国际名牌大学,要冠以南怀瑾为名誉教授、博导之类的荣誉都被一一谢绝。南怀瑾宛然笑曰:“我才不受这个骗”。因此一些所谓科班出身的学者,往往藉此对南怀瑾的著述和学术产生疑问,并吹毛求疵者亦有之。当然对于著述中的一些“硬伤”之处,根据朱清时教授的回忆,南怀瑾都能及时负责的予以针砭和纠正。故鲁迅南怀瑾有句名言:“肯以本色示人者,必有禅心和定力,所以伪名儒还不如真名妓”。

南怀瑾正是以其一贯的本色示人。南怀瑾在书中说过,中国传统文化有三道之学:君道、臣道、师道。在上古,夏、商、周三代,作帝王或者诸侯、士大夫们都有身兼(作之君、作之师、作之亲)的任务和标榜,而师道超越以上两者而独立存在,是在周朝中叶以后的事情。这里是其明显的“分水岭”,应该是(公天下和家天下)本质意义的不同。[28]从领略部分南怀瑾学术研究的成果开始,谈谈其现实价值和意义。

自从跟着南怀瑾重新认识《论语》;让孔子更近于真实、平凡和可爱。《论语》作为孔子和他的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的言语对话,以及处理时务的记录,共分上论和下论。曾经在几十年前有人提出《论语》的编排次序有问题,想邀请南公怀瑾南怀瑾一起参与重新排序。后南怀瑾经过仔细反复的研究后,发现并不存在次序排列的问题,相反它的连贯性很具有“艺术性”,因而也就及时的制止了一场“闹剧”。[29]

论语之辨

在南怀瑾的自述里,曾在十五年中讲过三四次《论语》。南怀瑾说:“至于孔子学说与《论语》本书的价值,无论在任何时代、任何地区,对它的原文本意,只要不故加曲解,始终具有不可毁的不朽价值,后起之秀,如笃学之,慎思之,明辨之,融汇有得而见之于行事之间,必可得到自证”。

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,打倒了被南怀瑾喻为“粮食”店的孔门学问后,作为现代的中国人在为人处世方面,便失去了正确的依沽。根据南怀瑾的指点,南怀瑾认为孔家店被打倒其实跟它的“伙计”有关,作为“老板”的孔子是很冤枉的。也可以说孔子曾经被“曲解”了几千年,正如宋儒陈同甫说的:“夫道之于天下,无本末,无内外。圣人之言,乌有举其一而遗其一,是圣人犹与道为二也”。[30]

南怀瑾正籍于此,通过以经解经、经史合参的方法,加以个人的修证所得,通过《论语别裁》为绝大多数人还原了平凡、可爱和真实的孔子形象。母庸置疑孔子是得了道的人,南怀瑾对于形而上本体的认识清楚的很。

孔子对曾子说:“吾道一以贯之”实际就是说:我没有其他的,只有对本体的认识和起用罢了。而曾子对其他门人却说:夫子之道、忠恕而已矣。因为同学们程度还不够,所以只能说具体的认识和做法,譬如禅宗神秀大师做的偈子:“时时勤拂拭、不使惹尘埃”是一样的。南怀瑾正是通过这种对比引用的方法,把《论语》的精神朴素的展现出来,诚如陈同甫南怀瑾说的“用明于心,汲汲于下学,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,功深力到,则日之上达,无非今日之下学也”。此话的意思,当然也可理解为:“致知在格物、物格而后知至”。

从人、事、物的应对到心性的炼达,直至到达“仁”的境界,后世儒家称之为“天人合一”,南公怀瑾说这是我们中国文化本有的儒家道理。那么儒家的三纲(明德、亲民、至善)和八目(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),拿佛家来讲三纲就是:悟道、起修做善事、最后大彻大悟。八目等于是: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[28]

这个八目就是大方向的外用之学,而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整体核心部分是“心性”之学,而即使在“明心见性”以后,起修也是一辈子的事情,因此在曾子临终时说:“启予足!启予手!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后,吾知免夫,小子!”。南怀瑾一辈子作学问,把对经典的导读,升华至对个人“心、性”的培养和修身上,扩至对国家、民族和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怀上,以期开创新的人文格局。这种纳百川于大海的力挽狂澜气度,是一般的学者所忽略的核心部分,也是无法企及的高度。如果没有真修实证的功夫,和“普贤菩萨的行愿”愿力,是办不到的。也正因此他把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统合起来、构成了孔门学问的基本道理“内圣外王”。[27]

基于这点南怀瑾先后讲了《原本大学微言》、《孟子旁通》等;完成了儒家系列的学术研究,并在内涵和外延上反复作了比较和论述,使其在学问研究方面,始终保持不变的中心思想;所谓“天得一而清、地得一而宁、文王得一而天下平”让读者犹如醍醐灌顶、茅塞顿开之感。原来在中国固有的人文领域里面,本来就包含了对宗教、哲学的信仰和实践方法,儒家和道家在秦汉以前本来就是一家。包括诸子百家等等,构成了中国的整个人文哲学体系内容。

南怀瑾说,一个国家被灭掉,还可以复国,但是一旦文化衰亡就万劫不复了。中国文化最早出现断层是在秦末以后,而所谓的焚书坑儒的罪过还并不大,关键是西楚霸王一把火烧了“阿房宫”。一直到汉武帝时期,这段时间是断层的。而后来发展出来的儒家思想,有相当内容是董仲舒“独尊儒术”以后,汉儒们经过考据而有所增废,后被称谓(汉学)的一部分,到宋明理学发展起来的时候,孔子就已经被误解的很深了。而这种以“平时静坐谈心性、临危一死报君王”的“三纲五常”的腐儒思想和误解,并以“朱、程”为代表的儒学释义和理学思想,一直统领着历代王朝上千年之久。法久弊生、自然就成了后世被打倒的前因;结果好端端的孔圣人便被抬出来“鞭尸”了。

在南怀瑾的《论语别裁》里,孔子的教育方法和对象是因人而异的,孔子对教育时机的洞察和把握也是“手眼通天”和多变,并且孔子在日常起居生活中,显得活泼而又有生机,譬如:“子之燕居申申如也、夭夭如也”并不像后世理学家们,所表现的那么严肃和不通人情,以致把孔子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“圣人”,而最终把儒家学问推向了“灭门”之路。南怀瑾这种不带任何个人偏见的导读方法;根据自身修证的经验;运用经典的前后对照与经史合参并举,把儒、释、道三家作了充分的对比和互通,此引人至胜的学问手法,着实开创了当今“述而不作”的新风。这种能让现代普通的中国人,看了后能够接受的《论语》;和儒家思想的普世教育价值方面[27],以及在继承传统经典的贡献方面,真能与鸠摩罗什法师的功德相媲美。[31]

南怀瑾与其独特的智慧功德和传统文化功底,为我们开启了通往经典宝库之路,主要的目的无非是百川归大海,让现代的国人有一个正确的人生价值依沽,只要是真实的东西;看起来一定是平凡的;而正因为它真实和平凡才显得可爱。假如能对读者了解“心性”方面更有帮助的话,那它的价值和意义就更深远了。[26]

佛法人生

用佛法的真谛来实践人生的价值,阐析人性的诟病与高贵。南怀瑾生前常感叹,最怕接触学佛的人;学了点佛以后,一看满脸的佛相、满嘴的佛话。南怀瑾曾经公开的说自己没有资格称谓佛教徒,从这种谦虚里我们发现,其实南怀瑾担心的是,把学佛变成了一种“形式和迷信”。

早在五十年代,南怀瑾身居台湾正处于最穷迫的时候,书就了两部著作《楞严大义今释》和《楞伽大义今释》,后来南怀瑾也自嘲为“二楞子”。南怀瑾早在二十五岁时,就在川北禅门大德袁祖焕仙南怀瑾坐下悟道,后闭关于峨眉山大坪寺,通阅大藏经典。旋即远走康藏,遍访有成就者,应该说此时,已经确立了一生的目标和方向。后来来台湾做船运生意,在兴隆的时候,每天席开连桌,招待四方来客。却因为一次劫难,而一夜之间沦为落魄游子。这种人生的巨大反差,非但没有击垮南怀瑾,反而像“天赐良机”一样,从此树就了一位旷世奇才和一代大师。[32]

多年以后,南怀瑾在说起这段经历时都一言带过,而对于做学问一事,只说“著书都为稻粮谋”。南怀瑾曾经说过:看了几十年的人生,得意忘形者有之、而失意忘形者更甚之。确实一个人假如没有真正的“修养”境界,是很难做到荣辱不惊的。张尚德老师在谈及南怀瑾这段最困迫的时期时,大为感叹:根本看不出南怀瑾很穷,那满面的春风;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一样,富有的很!

在《楞严大义今释》的序言里,说道:“在这个大时代里,一切都在变,变动之中,自然乱象纷陈。变乱使凡百俱废,因之,事事都须从头整理。专就文化而言,整理固有文化,以配合新时代的要求,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那是任重而道远的,要能耐得凄凉,甘于寂寞,在默默无闻中,散播无形的种子”。什么是大菩萨?大菩萨无疑就是牺牲自己的全部,来成就众生的觉悟。南怀瑾说“世间一切学问,大至宇宙,细至无间,都是为了解决身心性命的问题。[33]

也就是说:都是为了研究人生。离开人生、身心性命的研讨,便不会有其他学问的存在”。对于有人说《楞严经》是伪经的说法,南怀瑾就实凭据的予以反驳,令清者自清、浊者自浊。

南怀瑾的慈悲和愿力更体现在下面这段话:“生在这个时代里,个人的遭遇,和世事的动乱,真是瞬息万变,往往使人茫然不知所之。整个世界和全体人类,都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夹缝里生活着。无论是科学、哲学和宗教,都在寻求人生的真理,都想求得智慧的解脱。这本书译成于拂逆困穷的艰苦岁月中,如果读者由此而悟得真实智慧解脱的真理,使这个颠倒梦幻似的人生世界,能升华到恬静安乐的真善美之领域,就是我所馨香祷祝的了”。

《楞伽经》里的精辟之言在于一句话:“凡一切想皆属妄想”。南怀瑾在《楞伽大义今释》里说:“楞伽经,它在全部佛法与佛学中,无论思想、理论或修证方法,显见都是一部很主要的宝典。中国研究法相唯识的学者,把它列为五经十一论的重心,凡有志唯识学者,必须要熟悉深知。但注重性宗的学者,也势所必读,尤其标榜传佛心印、不立文字的禅宗,自达摩大师东来传法的初期,同时即交付楞伽经印心,所以无论研究佛学教理,或真求修证的人,对于楞伽经若不作深入的探讨,是很遗憾的事”。大凡学佛的人都比较喜欢打坐、念咒子或者佛号,殊不知理若不明,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道理。所以禅门有句话:只贵子见地、不贵子行履。更可惜的是因不懂《唯识》学而蹉跎岁月、浪费生命的。[29]

独肩《禅海蠡测》勾起千年浮沉,揉碎大地山河纷纭落宿常寂。一九七三年,南公怀瑾再序于台时写到:“时轮劫浊,物欲攫人,举世纷纭,钝置心法,况禅道深邃,克证难期;余以默契宿因,嗜痂个事,觅衣珠于壮岁,虑魔焰之张狂,故不辞饶舌,缀拾斯文。然投滴巨壑,吹毫太虚,沉沉无补时艰,复将廿载。顷者,莘莘学子,惊顾域外之谈禅,攘攘士林,欲振堕绪,再请重铸斯编,冀复燃灯暗室;固知旧铅新椠,尽同梦里尘劳。唼响撩虚,等是狂思玄辩,禅非言说,旨绝文词,拈花微笑,能仁已自多余,渡海传衣,少室徒添渗漏,五家七派,无非自碎家珍,万别千差,透澈何劳竖指,斯编之作,为无为,何有于我哉?”正如南公怀瑾所言,真悟了“道”哪里还有这个那个、那个这个等闲家具?当众盲摸象、殊途同归之时自然就是“旨绝文词,拈花微笑”而已矣。

佛法的目的是:让普罗大众能够认识自己的“本来面目”,而达到“常乐我净”的游戏三昧境界;佛法的基础是:建立在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之上;而实现佛法的宗旨是: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。

综合总结

南怀瑾花了一辈子的时间,通过对儒、释、道三家学问的演绎和归纳,最终的目的无非是告诉人们:东方有圣人,西方也有圣人,此心同此理亦同的道理。而从“平凡”到“高贵”并不存在边际问题,所谓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”,还是要回到平地上来,总不能悬空挂着。因此做到了“大平凡”就是“最高贵”;南怀瑾临终的这一示现,就说明了这一道理。而所谓的“凡夫”恰恰是不甘于平凡者的代名词。人类对于真理的诉求从来没有缺少过热忱,只是当时代的脚步,不得不再次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时,才发现我们离真理(大平凡)相去已经甚远。当我们甚至已经没有智慧,去发现自己的错误和改正错误的能力时,那将是整个人类的灾难。[34-35]

南怀瑾

南怀瑾这一辈子,从玩索而有成者到马不撤蹄的为法而忘躯至圆寂,真正实践到从“平凡”到“高贵”的最好人生“答卷”。

南怀瑾对人生阐述就是“佛为心,道为骨,儒为表,大度看世界;技在手,能在身,思在脑,从容过生活”。

在台湾则多由佛道入门(大多数为佛教众),佛教学方面如《金刚经说什么》《圆觉经略说》《如何修证佛法》《药师经的济世观》,可以说南怀瑾是密教准提法在台湾香港的重要推动力。

在中国大陆有多数的民众由西方哲学转入东方文化,其中广为流传的代表作品如《论语别裁》《孟子旁通》《原本大学微言》《易经杂说》。其中刊正了许多以往对传统文化的误解。[36]

在道家方面,南怀瑾的书籍在命理及中医学亦扮演不可缺的首阶,如《老子他说》《庄子諵哗》《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》等。[37]

孟子的命理观又有何先进之处

当然,孟子在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宣扬“天”、“命”的威力,主张“听天由命”、“尊天顺命”的同时,也注意到人力的作用,也能重视“人为”。《孟子•离娄上》说:“自暴者,不可与有言也;自弃者,不可与有为也。

割吼义,谓之自暴也;吾身不能居仁由义,谓之自弃也。”言下之意是在告诉我们不应“自暴”、“自弃”,在“命”面前自暴自弃是十分错误的。《孟子•离娄下》说:“天下之言性也,则故而已矣。

故者以利(顺)为本。”这里强调了人只有“知命”进而“顺命”,最终方可把握自身之命运。《孟子•告子下》说:“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?弗为耳。”《孟子•尽心下》说:“求则得之,舍则失之,是求有益于得也,求在我者也。

”孟子反复陈述这些,无非是在告诫人们,世间的许多事情之所以不能成功、不能随人意,并不能都归结为“命”的安排,而是在于人自身努力不够。如果人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,是可以不听“命”摆布的。

换言之,人可以主宰“命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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